当前位置: 首页 > yabo亚博首页 > 文章

张星久:中国历史上君主的“国家认同困境” 感情说说伤感

2019-07-02

张星久:中国历史上君主的“国家认同困境” 感情说说伤感

    原题:张星久:中国历史上君主的“国家认同困境”及其成因  关于中国古代君主对国家的政治认同问题是一个很容易被忽略而又十分重要的问题。

人们往往以为,作为“家天下”国家的君主们,当然都会把国家当做“莫大之产业”(黄宗羲语)加以保护珍惜,而不存在认同问题。 但是通过观测君主在某些重大危机时刻的“反常”言行,以及分析其某些“反常”的政策和制度,会发现情况并非如此。 比如,南宋高宗放弃收复失地与金人议,把秦桧视为“精忠全德”,而以谋反罪名杀掉岳飞;明朝于谦在瓦剌进攻、英宗被俘之时,果断拥立新君(景帝),本是“诚忧国家,非为私计”,恰英宗出于“私计”而杀掉;万历皇帝在“国本之争”中,也是试图废弃“立长子”的“礼法”而徇“私情”,把宠妃之子立为太子,后来虽因群臣抵制而未果,却一连几十年拒不上朝。

君主们还会采取一系列“私人化”或“逆公共化”的“反常”政策和制度,如在国家财政之外另设“天子之财”,拥有大量私人财库,占有大量皇庄,垄断税收、垄断矿产行业的开发经营;绕开正式的官僚组织,任用私臣、近臣“恩幸”以及宦官、特务参与政事,在宰相机构之外组成“内朝”,在正式的官员任免程序之外任命大量“斜封墨敕”官等等。 说明君主的“国家认同”和主流规范发生了严重的偏离甚至冲突!这固然是由于在古代中国的文化与制度规范中,存在着几种不同层次和含义的“国家”或类似“国家”的观念,如“文化中国”、“地理中国”以及“王朝国家”等,这些概念既构成了不同的政治认同对象与空间,又存在有机联系,且边界模糊,具有很大的解释弹性,容易造成认同的冲突、撕裂。 但更为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君主既是共同体的利益主体,又是个人利益主体,在其统治面临严重危机时,或者当国家的制度化水平不断提高,使他感到权力被常规化、被虚化和“遗忘”的时候,就很有可能会从个人利益、权力方面来重新定义“国家”的内涵,形成其具体的认同对象。 君主政治认同中的“国家”会随着对个人权力、利益的感知程度而伸缩:当君权强大、君主自信的时候,认同空间就更大、更抽象;反之就会更小、更具体。   。